政治考量、经济计算与灾害的生产 ——以采煤(3)_内蒙古煤炭经济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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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考量、经济计算与灾害的生产 ——以采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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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沉陷的土地多是“优质、高产、稳产良田”[注]统计资料显示，以每年两季核算，当前济宁市耕地的年平均产量达到了1 000公斤/亩左右。。相关报道也显示，济宁市的煤炭开采活动已经造成了其境内1.2万公顷的良田绝产。以货币计算，济宁市每年因煤炭开采而造成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损失达到了3.6亿元，如若再加上浅层沉陷造成减产的7 066.7公顷良田，总计每年损失近5亿元[2]。无疑，对于济宁市来说，耕地沉陷已经成为其境内因煤炭开采而造成的最为明显的环境损害。而对于这种损害的状况，官方使用的话语也明确展现了其严重程度：“济宁市煤矿区域目前已有5个县(市、区)、56个镇的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3公顷(0.8亩)的警戒线”[注]资料来源：济宁市人民政府.济宁市采煤沉陷地治理规划(2010—2020年)。。

表1 济宁市2000—2009年采煤沉陷面积表 /公顷年份沉陷面积比上一年增加值累计增加值 253—— 1751 9221 7551 5803 3351 5805 08220 6671 6 6682 9 0672 3333 08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煤炭开采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耕地，其还涉及数量众多的当地居民。作为东部省份，在全国范围内山东省的人口已较稠密，济宁市的人口密度(731人/平方公里)却比山东省(619人/平方公里)还高出不少，这也就意味着，济宁市的采煤沉陷将影响到数量众多的当地居民。据统计，到2009年底，“采煤造成的土地沉陷使济宁市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累计搬迁49个村庄，5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涉及近10万人”[3]。在远景预测方面，《人民日报》对当地受灾状况的描述是，“济宁市进入煤炭的全面开发期后，煤炭开采导致大面积土地沉陷，其塌坑之深，沉陷面之广，为全国罕见。预计到2020年，全市沉陷土地将达70万亩(466.7平方公里)，到本世纪末沉陷土地400多万亩，近500万农民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3]。相比于作为“旁观者”的中立性陈述，下述文字则更为形象地描绘了这场影响众多当地居民的堪称“悲壮”的剧烈变迁[注]限于篇幅和文章重点，本文不再详述这场剧烈变迁中的“众生相”，仅以这段描述作为概要。：

“在山东济宁市十里营村，上千村民亲眼见证了‘桑田变沧海’——离村庄几百米开外，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地在两三年前渐渐下沉，变成一个巨大的湖。据说那湖面有好几千亩，面积仍在继续扩大。‘看着地裂缝，跟着水就冒出来了’。樊老汉原来的两亩菜地正在湖中……济宁过去只有微山湖等少数湖泊，而现在，新的大湖正不断出现——平均每年产生两三万亩塌陷地。济宁市周边的煤矿越来越多，这个城市的煤炭储量占了山东省的一半。有人说，倘若这些矿全部采完，济宁市的城区将因沉陷变成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随着煤炭的大规模开采，济宁市将有437个村庄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317个村庄需要搬迁，约60万人将因此搬家”[4]。

二、煤炭政治：“解放煤炭”

直观而言，1949年之后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煤多油少”的中国社会对煤炭能源的严重依赖，由此推动了济宁市采煤沉陷灾害的持续恶化。就此而言，社会整体性的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追求经济利润的煤矿企业均需要承担责任。然而对于“强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社会来说，尤其是在政府管控严格的煤炭等能源领域，公共权力与问题的关联却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

在国家层面，作为“黑色的金子”与“工业的粮食”，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政治话语以及“煤多油少”的资源禀赋限制之下，煤炭这一自然事物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政治意涵，推进煤矿建设、增加煤炭产量更是成为迫切的政治任务。由此，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煤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煤炭产量成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指标[注]例如，195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不同制度的比较，使用的两个指标便是钢、煤的产量，报告认为英国煤炭产量远远低于中国的状况则显示了中国施行制度的优越性。；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改造现有矿井，加快新矿井建设，增加煤炭产量成为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的内容。而在中央政府历年的工作报告中，与山东省煤炭开采相关的内容也颇多：197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八大煤炭基地建设，其中之一便是与济宁市相关的兖州煤炭基地[注]整个基地一方面包括济宁市所辖的兖州地区，另一处则是位于枣庄市的枣滕矿区。；198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开发山西、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之外，同时开发山东等地的煤田；199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到，增加包括山东在内的东部地区的煤炭产量，鼓励多使用本地或就近生产的煤炭，以缓解紧张的运输状况。由此而言，在全国性的煤炭政治任务中，因山东地处煤炭需求量巨大的华东地区，开采当地的煤炭资源便显得颇为重要。实际上，也正是在中央政府的关注和投入下，济宁市的煤矿建设也才能呈现出前文所述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快速增长的情形(见表2)。